【摘要】社会结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带来青年内部的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从政治学思维出发可以将当代中国青年分为内生性群体、建制性群体、杠杆性群体、示范性群体和原子性群体五类，要高度重视不同青年群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社会心态的波动变化及其对政治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青年 政治制度 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如果按照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界定的14—35周岁的年龄区间来看，中国目前大约有4.5亿青年。这个体量规模，人类历史上未有，世界范围内罕见。4.5亿中国青年正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上，这是我们从未到达的决胜时刻。引领如此庞大的青年群体共同建设一个伟大国家，是前无古人的首创事业，必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科学认识我国当前青年群体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正确分析各青年群体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变动，是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依据。
青年的面貌，是未来中国的样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社会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青年群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由于青年阶段人生观处于形成期，职业发展处于变动期，因此，青年群体的构成变化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结构变迁不仅同步发生，而且更为剧烈和频繁。社会成员的结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状况、所有制结构状况、分配结构状况、就业结构状况，是我国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当然也是青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新兴产业兴起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经济原因。二是城乡结构、职业结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社会原因。三是教育（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科学（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制度（政治制度的民主、公开、透明）等现代文明的发展，是青年结构变化的政治原因。四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流入融合以及文化产品供给的丰富多元，是青年结构变化的文化原因。总之，社会结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带来青年内部的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综合素质持续提高；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演变分化组合；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网络平台和虚拟世界中快速成长，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从政治学视角辨析不同青年群体的政治需求及其与政治制度关系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社会群体的划分。社会由个人构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差异化的个体进行“求同”归类，做出类型化的区别后方能凸显某些特征并辨识不同诉求，进而把握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如何客观描述中国的阶层结构并准确划分群体类型，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以往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无论是采用单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其核心思路都是把教育、职业、收入、户籍、住房等作为分类的重点，所描述的是不同教育、职业、收入、户籍或住房的社会群体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思路的潜在理论假设是，通过观测人们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将一些先赋因素，如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或出身地，以及一些后致因素，如宗教信仰、教育水平、薪酬收入和职业类型等作为划分群体的依据。按照这一逻辑，那些显示度高的“身份标签”自然就成为分类的主要标准，这类似于医学上的“生理学”。我们通过观察人们在空间实践中的日常活动，把具有相同身份标签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差异性符号并做出差异性标记，使社会世界呈现为一个根据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组织起来的空间体系，并据此区别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这就是社会学研究阶层结构的主要逻辑。
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社会学思维转换到政治学思维，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政治学是制度问题导向的，类似于医学上的“病理学”，即研究得病状态下生命机体运行的机制，或者说是研究机体某些功能偏离常态的特征。政治学研究阶层结构是为了分析影响稳定的因素，预测政治制度的风险，解决非常态化的社会行为。这时，我们需要将注意力从人群中那些显性的身份标签转移到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隐性关系，我们的目光不能仅停留在群体成员所拥有资源状况上，而是要关注这个群体是否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是否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否有顺畅的政治表达渠道以及是否有可能发生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或争取新资源的集体行动等。政治学思维要求我们从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中考察社会群体的诉求和意志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在权力结构中被制造出来的，是如何影响制度运行并被决策影响的，这些都会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次级制度安排同阶级阶层关系的内在联系。
例如，在社会学视角下，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会因职业差异而被视作不同群体，而在政治学视角下，这两个群体都属于平台用工，两者面临相同的政策困境和制度设计，则应被视为同一群体。再比如网络主播和民营剧团管理者，在社会学看来，两者因在不同领域而被视作不同群体，但在政治学看来，两者因为都具有文化属性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构建能力，则应被视为同一群体。可见，以社会学透视阶层结构，虽然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也便于对日常行为进行观测和研究，但无形之中放大了群体间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异质性，忽略了群体间在政治权力方面的同质性。而以政治学透视阶层结构，则可完善补充这方面的缺憾和不足，加深对社会群体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理解。
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联合体的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一个社会群体经常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政治稳定就会受到影响。而政治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各种社会势力都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不同社会群体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的占有程度和方式都在变化。在高度复杂的现代性社会中，制度安排和政策过程都很难立即实现对所有群体的有效覆盖，几乎每一项治理举措都会直接或间接牵动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从而形成不同的回应和反响。在群体心理和群体意识作用下，当一个群体感到自身需要、动机和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存在差异而不可调和时，就会产生紧张状态。基于病理学的政治分析，正是对这一政治状态演变进程的监测和复盘，它不是从社会运行常态中既有的身份标识和习惯认知出发，而是以现实政治实践中真实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学理逻辑推演出各种可能情况，再反向思考社会群体在其中发挥的政治功能。它是社会运行的政治解剖术，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光谱分析，更贴近现实政治实践，也更具有政策指向意义。
因此，运用政治学的病理学方法来切入社会结构，并以此辨析不同青年群体的政治需求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不同青年群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社会心态的波动变化及其对政治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
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分析
笔者结合课题组十余年对32类青年群体的调研成果，根据当代青年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关系，探索性提出将城市就业青年分为五类：内生性群体（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青年）、建制性群体（成建制的就业于体制外单位的青年）、杠杆性群体（人数虽少但发声能力强、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的意识形态能力）、示范性群体（收入较高，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行为方式对广大青年具有示范效应）和原子性群体（以原子化状态生存，存在政策供给缺失或管理制度盲区），并分析这五类群体的主要特征、发展现状以及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内生性群体：青年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内生性群体属于通常意义上说的“体制内”人员，以青年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他们脱胎于政治制度，成长于政治制度，服务于政治制度，他们与政治制度的距离最近，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最深，是最支持政治制度的青年群体。课题组调研显示，该群体高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性和纪律性强，在政治上非常可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稳致远的保障性力量。该群体对国家发展的成就极为自豪，对中华民族怀有强烈质朴的热爱之情，有比较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日常工作中，他们认同自己的职业，认为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有益，有较高的自我成就感。此外，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政治理论素养，认可“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总结经验、进修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意愿较强。
内生性群体大多经历层层筛选进入体制内工作，是青年中比较优秀和突出的群体。内生性群体内部也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不同单位不同职级不同部门的青年群体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力大小等方面差异性较大，导致其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工作心态亦呈现复杂态势。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内生性群体在基层和机关两个层面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倾向。有的青年机关干部权力情结较浓，对群众缺乏感情，不愿到基层工作，对党情、国情、民情、世情缺乏了解，认为越往基层，工作越累，级别越低，天花板效应明显；有的青年基层干部既要落实国家政策，又要直面群众各种诉求，职权小、责任重，收入不高，有时会成为社会成员发泄不满的对象，久而久之，自身怨艾之气较重。
未来应在青年干部的选拔与任用、考核与评价、任期与退出、激励和监督等多方面下功夫，推进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青年干部的正常诉求得到回应，使青年干部的压力、怨气等得以及时排解，确保内生性群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抵御风险、迎接挑战的中流砥柱。
建制性群体：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技术青年、社会组织从业青年。建制性群体指的是群体中的个体是受雇于某一单位而生存的。在城市中，大部分体制外青年存在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主要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技术青年以及社会组织的从业青年。在外企和民企中，相比老一代管理技术人员，新生代管理技术人员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权利意识逐渐成熟，从表达权利诉求、维护既定权益到积极争取提高劳动权益的渐变中，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认识愈来愈清晰。这些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年轻人，长期接受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熏陶，更倡导“权益先行”“保障休息”“劳资平等”。可以说，在对现代观念的接受上，管理技术青年走在了企业所有者的前面，劳资双方的观念差距正在显现。同时，管理技术青年的发展诉求也在从增长型向共享型转变。与普通的产业工人不同，管理技术人员由于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企业中一般担任组长、线长、班长等中层管理职务，他们不仅要求按照职级提高收入，还要求“共建共享”，平等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当企业所有者还在以职级薪酬作为工资给定标准时，管理技术青年已经将薪资增长的坐标设定为企业发展水平。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近年来由青年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这些社会组织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分化组合的速度也在加快，其发展在横向上不同领域的合作增多，在纵向上形成了上下游的联动模式，构成了社会组织的“青年生态系统”。课题组调研显示，目前，青年社会组织半数以上在民政部门注册，占59.0%，在工商部门注册占6.5%，剩余34.5%尚未注册。从规模看，大多数社会组织的人员数量在3人以下，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影响群体，如建立组织制度、创立章程及会员准入和退出机制等。从类型看，公益类社会组织最多，占69.8%，排在第二、三、四位的分别为兴趣类、职业类以及文化类社会组织，依次为11.8%、5.5%和4.0%。一些社会组织已经在青年中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把他们看作是自身权益的代言人。此外，一些青年社会组织还呈现出无边界、随机性、可转移的特点，线上线下相结合成为常态，碎片化时间的线上动员发起、固定时间的线下集中活动成为新的组织形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正规社会组织注册的“门槛”较高，许多草根社会组织没有注册，处于“隐身”状态。社会组织的成立方式和组成目的也复杂多样，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简单粗放，成员来源纷繁庞杂，之间并不熟悉。未来需要不断深化对组织青年规律的认识，主动介入、引导青年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杠杆性群体：新媒体从业青年、新文艺从业青年。新媒体从业青年是指在体制外从事新闻内容生产经营活动，并以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青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新媒体资讯平台从业人员，包括信息订阅、内容策划、内容创作、传播分发、门户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的记者、编辑、推送人员等；二是网络名人，包括网络“大V”、个人网络“大号”、网络社群组织负责人、网络作家、网络主播、视频红人等。新文艺从业青年是指在体制外从事文艺生产经营活动，并以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青年，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民营文化企业管理人员，指受聘于民营文化企业，掌握企业核心创意和经营管理文化内容的人员；二是民办非营利机构管理人员，包括民办博物馆、图书馆、民营院团、小剧场、文化类社会团体及基金会管理人员等；三是网络文化从业人员，包括网络表演主播、动漫游戏策划研发人员、电子竞技选手等；四是文化自由职业人员，包括独立音乐人、自由美术创作者、内容创意设计师、独立演员及手工艺人等。
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在网络技术“平权”的过程中，传播门槛不断降低，新媒体从业青年和新文艺从业青年由于本身的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是与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人接触最为紧密的群体，具有集散思想文化信息的软实力和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强能力，是影响大众价值观念的“路由器”和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扩音器”。他们人数不多，但具有鲜明的“杠杆”撬动作用，是我们做好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的关键节点。
杠杆性群体是青年中发声能力较强，思想观念较为活跃且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群体，作为多元信息的接触者，他们对重大事件的发声有知悉判断作用，对关键信息有解读阐释作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有推动或制约作用，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尤其是该群体中的网络“大V”、网络主播、电竞选手、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自由书画工作者、独立制片人、自由摄影师等具有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属性，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
相较于其他青年群体，杠杆性群体需要更多地创造和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以“有异于”他人的“出位”和“超越”，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并有一席之地。这种行业内独特价值的创造，即所谓“独异性”，是他们在崇尚个性化满足与差异化服务供给行业中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就本质而言，杠杆性群体是对“独异性”进行劳动再生产与商业价值变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互联网技术的加持无形中放大了他们独异性劳动的幅度和频度，使他们的影响力成几何级数扩大，并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文化传媒领域，伴随着传统职业、高学历等旧有阶层跃迁路径的逐渐弱化，以技能多元化、个人化、流动化为核心的“新专业主义”，和以个体跨界协作为主张的“新人脉主义”，正在重塑“文化资本”内涵，为未来青年就业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以个体为核心进行的轻度、灵活的跨界协作正在成为杠杆性群体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些青年突破了原有行业、职位、专业背景的藩篱，互相激发、协作、共创，大量以特定项目和产出为目标的产品被研发出来，形成不断涌现的新型文创形式。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地位需要来自权威的赋权，其晋升需要依托组织颁发的荣誉和认可作为背书。而这些青年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在某一领域有了权威，背后却没有赋权，他们是自我赋权的一代。
示范性群体：互联网、生物医药和金融领域从业青年。互联网、生物医药和金融领域从业青年是青年中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凭借精深的专业知识赢得社会认可，代表着依靠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社会流动路径的成功。该群体在个性化和炫耀性消费方面高于城市青年平均水平，他们追求时尚且有品味的生活方式，并对住房、汽车和中高档商品偏好显著。在社会形象上，他们出入高档写字楼和独租公寓，身着名牌服饰，是普通青年羡慕的“金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很多青年人想成为的样子，对普通青年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示范性群体大都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入大学，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进入竞争同样激烈的行业，常年奋斗拼搏取得的成绩使他们的成就动机很强，并形成一种“只要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有回报”的思维定式，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除奋斗以外还可能影响成功的因素估计不足，经受挫折和抗打击的能力有待提升。他们一方面希望追求更为实用的知识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力证书），敢于展现自我，渴望自我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又过度关注自我，期待在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下尽快实现收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薪酬增加，谋求“工具合理性”，是务实的个体理性主义者。
得益于以往人生进阶经历，示范性群体一方面对继续进步有强烈期待，另一方面对可能落后有巨大恐慌，他们认为，自己是经过努力奋斗才获得目前的身份地位，而要保持目前的身份地位或者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更加努力地追求。所以他们不仅希望获得更多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实现的时间越短越好，将预期成功的年龄标准不断缩小。但是，一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作为目标，他们就会担心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而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也会变小，本是催人奋进的动力，就会变成自我加码的压力。中国的示范性群体比欧美同类群体更具活力，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冲动，但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对广大青年有榜样作用的这一群体应当具备更加健康、知足、幸福、阳光的心态，他们不应将生活的富足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精神丰裕和社会责任亦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
原子性群体：蚁族、数字蓝领、自由职业者。多元化和流动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某些青年群体赖以生存和工作的场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青年日益“离场”，组织难以“到场”——原子性群体应运而生。原子性群体是指由于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城市边缘群体、政策疏离群体或管理盲区群体。这些群体虽然广泛分布于我们身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经常见到他们，但对于如何系统化地对接联系他们、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仍处于摸索起步阶段。比较典型的原子性群体有“蚁族”、数字蓝领和自由职业者等。
“蚁族”是“流动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别称，课题组2019年调查显示“蚁族”群体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如聚居形态从“单中心大规模”向“多中心小规模”转变，从“买房置业”的落户期待到“住有所居”的租房需求转变，从“个体独居”向“家庭合居”转变，自我定位从“期望较高”向“理性预期”转变等。相比较2016年的调查结果，“蚁族”对住房需求、经济收入等预期更为理性。对于“蚁族”群体而言，虽然目前的生活境况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强烈向上流动的渴望。如果这样一个数量规模庞大、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广的青年群体对社会满意度不高，他们的职业发展看不到上升希望，必然会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当代青年奋斗的根本信念产生动摇。
与此同时，以交通出行为先导，家庭民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共享医疗、付费自习室等不同领域的共享经济平台不断涌现。2019年共享经济的参与人数约8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直接受雇于平台的工人为623万人，这些平台工人成为新时代的“数字蓝领”。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为例，课题组2019年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以下的占比81.02%，外地户口占比92.32%。实际上，数字蓝领的身份本质仍是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相关的热点事件不断，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反映出数字蓝领背后的政策供给不足。其实，数字蓝领在平台企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雇佣关系的界定、劳资纠纷的救济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条件另一种原子化的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期望值更高、忍耐力更低、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也更加向往自由，更希望贴近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应当承认，平台用工给他们提供了工地、工厂之外的另一个选项，让青年人有机会脱离封闭而枯燥的劳动环境，近距离感受城市生活的脉搏。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用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选项。当然，对于一些众包、加盟、兼职等新形式的劳动关系，有关部门要尽快查缺补漏，填补法律和政策空白，让数字蓝领可以公平地分享平台带来的科技红利。
自由职业者的出现，以弹性的方式及时弥补了现代职业结构中的空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就业形式和职业形态。自由职业者重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追求工作的创造性和成就感，他们缺乏共同的群体利益、普遍认同的群体文化、比较完善的群体组织（如工会、协会）和群体代言人。与其他群体相比，自由职业者是同质性较低、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尚不成熟的、正处于成长期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有知识、有专业、无单位、无组织的特点。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社会成员往往戴“有色眼镜”看自由职业者，认为他们“不务正业”或“游手好闲”。在这种价值判断下，自由职业者普遍感觉压力较大，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同时，不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让他们存在较强的不安全感。由于没有常态化的工作以及缺乏单位组织的保护屏障，自由职业者往往以个体身份直面迎击社会风险，容易将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升维思考，继而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存在片面错误认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助O2O平台出售自己的技能和服务，自由职业者的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他们的管理服务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延伸覆盖，创新思路。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结构新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一些以制度化的形式，以及与他们自身状况相适应的机制却没有被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青年群体的不断涌现及蓬勃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挑战。如何将分化的、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的青年群体整合起来，特别是整合到社会的核心架构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切因变而生，因变而强，没有一劳永逸。从上述青年群体的结构变化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治理与管理界面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线上线下的边界逐渐消失，工作生活的场景交融混杂。我们的工作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获得人民群众认可，在不断扣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引领谁”的上下求索中，让一代代青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
（作者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全国总工会副研究员黄小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宇香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李盛平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