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转载我院程波辉副教授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治理的有效性》的文章。全文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治理的有效性

程波辉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式的公共治理，中国公共治理有效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能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中国公共治理有效性：一个理论框架

结合建党百余年来的中国公共治理成效和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以及公共治理有效性的相关文献综述，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治理有效性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其一，中国公共治理之所以有效，前提在于治理目标的有效性，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对于公共治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公共治理长期以来所坚持“人民性”宗旨的继承与发展、自觉与明确，并逐渐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从目标有效性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就是指公共治理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价值，公共治理不仅依靠人民，更加服务人民；以保障和实现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改善和实现民生福祉、共同富裕等共同体价值作为宗旨和目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二，中国公共治理之所以有效，基础在于组织的有效性，发挥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它是协调央地关系、改善治理结构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从组织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就是指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既要树立党中央权威、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中央政府对宏观事务的管理；又要遵从地方的特色、经验和首创精神，赋予地方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的自主权。理解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内涵，并把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或管理效能，关键是把握四个原则，即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尊重地方尤其是基层首创精神、强化法治保障。其三，中国公共治理之所以有效，核心在于政策供给的有效性，突出改革试点与政策灵活性。从治理对象的角度来看，囿于区域的差异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本身的复杂性，突出改革试点与政策灵活性成为公共治理尤其是公共政策供给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所谓改革试点，就是指公共治理改革按照“先试点再推广”的规律和模式，对改革事项和改革地域进行全过程的协调与控制，做到顶层设计与渐进改革相结合，避免激进改革带来的阵痛和失败，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所谓政策灵活性，就是坚持公共政策的制定、供给、评价等活动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区域差异和主体功能区的不同，做到统筹施策，精准供给，科学评价。总之，强化改革前期试点，突出政策示范效应，注重政策灵活性，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供给机制是中国公共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其四，中国公共治理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手段的有效性，注重基层治理。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国家的公共政策能否真正执行与落实，关键要看基层。只有抓好基层工作、打好治理基础，切实推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重心下移，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基层是中国公共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其五，中国公共治理之所以有效，根本在于制度的有效性，强化政治领导的权威。执政党在中国公共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治架构及领导权威是公共治理得以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和制度基础。在我国政治架构中，党及党委与政府（公共治理）的关系体现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强化政治领导的权威，就是指公共治理的架构和实践始终坚持和体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制度安排，彰显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与公共治理活动的有机统一，使党牢牢掌握公共治理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中国公共治理有效性：一种规范性证成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照，中国公共治理有效性的理论框架是否成立和有效，需要加以验证。本文拟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加以解构，据此作为一种规范性证成。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公共治理的目标有效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把公共治理理念确立为以人民为中心，并持之以恒。进入新时代以来，公共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强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同富裕道路”等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在历次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鲜明地得以体现。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目标有效性，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所形塑的中国公共治理具有超越其他社会公共治理的制度优势。

2．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国公共治理的组织有效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发挥“两个积极性”始终贯彻于公共治理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挥“两个积极性”作出了进一步要求和部署，强调指出，发挥“两个积极性”，关键是“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实践中，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抑或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都充分体现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基本要求。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之所以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组织有效性，就在于它整合了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各自优点，使中国公共治理体制相比于西方国家更具优势。

3．突出改革试点与政策灵活性：中国公共治理政策供给有效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突出改革试点与政策灵活性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早已有之。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突出改革试点与政策灵活性之所以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供给有效性，就在于它整合了渐进性改革与顶层设计的各自优点，避免了地方主义和利益集团的挟持和控制，从而使中国公共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相比于西方国家具有优越性。

4．注重基层治理：中国公共治理的手段有效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注重基层治理一直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手段有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涌现，如“接诉即办”的北京经验、“三社联动”治理模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注重基层治理之所以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手段有效性，就在于它整合了自治体制与科层制的各自优点，避免了治理的碎片化和单一化，从而使中国基层治理机制相比于西方国家具有优越性。

5．强化政治领导的权威：中国公共治理的制度有效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公共治理改革取得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领导的权威。2018年的机构改革首次提出“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使长期以来的精简—膨胀循环怪圈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强化政治领导的权威之所以构成中国公共治理的制度有效性，就在于它具有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治理的有效性，是探寻中国公共治理密码的重要路径。中国公共治理的比较优势具备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如独特的党政关系和政治文化、“大一统”的治理属性及其遗产等，这些是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治理可视为一种治理新范式。显然，这种新范式既需要加以坚持，更需要不断地完善。

（作者：程波辉，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千亿·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副教授；摘自《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